【编者按】

如果一个地点是具归属感、关系性和历史性的，那么不具归属感、关系性和历史性的空间则规定了一个“非地点”。这一空间类型诞生于一种超现代性的处境中，后者由历史的加速、事件的增殖和空间的过剩所定义。“非地点”指的是因人或物的流动加速而产生的必备设施（如高速公路，火车站，机场等），以及交通工具本身，同时也包括大型酒店、超市等等人流量大的地方。它存在，但不作为任何有机社会的庇护。“非地点”不同于现代性社会中个体聚集而产生社会化的地点，“非地点”中有着超现代性的空间特性 ，通过某种象征性的契约关系，人们在“非地点”中表明身份而又获得隐匿性的存在。在《非地点》一书中，作者通过对现代城市中这些地点的观察和描述，提出了“非地点”的概念，进一步理解当下人类学和田野研究的一些侧重点。本文摘自该书，澎湃新闻经启真馆授权发布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当下超越过去并宣称拥有过去，而过去呈现于当下。正是在这种调和中，让·斯塔罗宾斯基（Jean Starobinski）看到了现代性的本质。关于这一点，应该注意到他最近的一篇文章。他指出，许多作为艺术现代性杰出代表的作者皆传递出“一种复调的可能性：命运、行动、思想和模糊的记忆潜在地无限交织着。这种可能性依托一种低音的模进（marche de basse），奏出世间一日之中的时辰，标记着古老仪式举行的场所（如今或许仍在此举行）”。他引用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前几页关于礼拜仪式的祷词“Introibo ad altare Dei（我进入上帝的祭坛）”；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开头处，循环的时间环绕着贡布雷钟楼的钟声而行，将其节奏整理成“布尔乔亚式开阔而独特的一天”；抑或克劳德·西蒙（Claude Simon）的《历史》中，“教会学校的记忆，清晨的拉丁语祝祷，午间的餐前祈福，傍晚的三钟经成为在景观、被切割的平面以及被引用的全部秩序之中的一种标记。而这些秩序源于存在的全部时间，源于想象事物和历史的过往，并在一种显而易见的无序状态中，围绕着一个核心秘密而增殖”。“现代作者懂得表明，即使已从这些时间性的前现代样貌中解放，自己也并未将之遗忘”。这些样貌同样是雅克·勒高夫所展现的世界里的特殊空间形态。自中世纪始，这一世界开始围绕其教堂和钟楼，并通过重组的景观与时间的调和而建构起来。斯塔罗宾斯基的文章从波德莱尔《巴黎风貌》这组诗的第一首意味深长地展开。其中，现代性景观聚合在同一种激情迸发里：

……歌唱和闲谈的工场，

烟囱和钟楼，这些城市的桅杆

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。

斯塔罗宾斯基用“低音的模进”来展现地点和古老的韵律非常具有深意：现代性并未消除它们，而是将其移至背景。地点和古老的韵律好似那些流逝和留存下来的时间的指示器，它们像表示并将继续表示它们的词语那样，永远存续。艺术的现代性保留了地点的所有时间性，比如那些定格在空间和言语（parole）里的时间性。

如果一个地点是具归属感、关系性和历史性的，那么不具归属感、关系性和历史性的空间则规定了一个“非地点”（non-lieu）。此处给出的假设是，超现代性（surmodernité）产生了非地点，也就是说，产生了本身并非人类学地点的空间。并且，它与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相反，并未融合那些已被编码、分类和被升级为“记忆之地”并占据一个有限而特殊的空间的古老地点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们出生在诊所，死于医院；交通中转站和临时住所以一种奢华或非人的方式扩张（连锁酒店和非法占用的住所、假日俱乐部、难民营、注定被拆除或每况愈下的贫民窟）；密集的交通网络出现，而交通工具本身也是住所；大型商场的常客、习惯于使用自动贩售机和信用卡的人与一种“无声”交易重新建立起关联。因此，注定走向孤独个体、短暂性、过渡性、朝生暮死的这个世界向人类学家也向其他人呈现出一个新客体，在反思以何种眼光去观看才可接受之前，最好去衡量一下那些全新的维度。我们要补充一点，非地点与地点一样，从未以纯粹形式存在。地点在那里重组，关系在其中重建；米歇尔·德·塞托细致分析过的“日常生活实践”里的“千禧年诡计”和“实践的艺术”可以从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并展现其策略。地点和非地点更像是难以捉摸的两极：前者从未完全消除，而后者从未被完全实现——好像在一张羊皮纸上不断重写身份与关系的拼字游戏。然而，非地点是时代的准绳，一个可被精确计量的标准。人们可以借助面积、容量和距离之间的换算来增加航线、火车线路、高速公路以及移动式座舱——所谓“交通方式”（飞机、火车、客车）的数量，还有机场、车站和航站楼，大型连锁酒店、休闲公园和大型购物中心；最后，是错综复杂的有线和无线网络，为了完成一种特殊的交流而调动起外太空的空间，这种交流使得个体接触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形象。

地点和非地点的区别衍生自地点与空间的对立。米歇尔·德·塞托针对地点和空间概念的分析，在此处便构成了一个必要前提。他并未将“地点”与“空间”像“地点”与“非地点”那样对立起来。对他而言，空间是一个“被实践之地”“一个运动体的相交处”：城市规划在几何学意义上定义了一些街道，而行人将其转变为“空间”。将地点视为一些元素依照顺序得以共存的集合体，而将空间视为通过运动体的移动而实现的地点的演示，这种平行对照与一些具体剖析其状态的参考相吻合。第一个参考来源于梅洛–庞蒂，他在其《知觉现象学》（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）中将“人类学空间”从“几何学”空间中区分出来，将其视为“存在的”空间，这是由本质上“与某环境有所关联”的存在所构成的一个经验与关系的空间。第二个参考关于言语和惯用语的使用，“空间之于地点，如同词语被说出来后的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当它在一种实现（effectuation）的模糊性中被把握时，就蜕变成展示出多重惯例的一个术语，被安置得像一个当下行动（或某一时刻的行动），被一连串临近事物的转变所塑造……”。第三个参考源于第二个，强调叙事（récit）是一件吃力的事，需要马不停蹄地“将地点转变为空间，或者将空间转变为地点”。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便是“实践”（faire）与“观看”（voir）之间的区别，这表现在轮流描述一幅景象（“那儿有一个……”）和安排某种活动（“你进来、你穿过、你转身……”）等日常言语的交替里，以及地图的标记中——从主要包含旅途的路线和轨迹的中世纪地图，到最近已不包含路线描述性信息的地图，后者通过“来源相异的要素”来呈现一张地理知识的“一览表”（état）。毕竟，叙事，尤其是旅途的叙事， 是由“实践”和“观看”的双重必要性构成的（“行走和姿态的故事都建立在对地点的引用上，这些地点产生这些故事或准许它们发生”）。然而归根结底，叙事附属于塞托所谓的“犯罪”（délinquance），因为它“穿越”、“违反”并接受“行程在一览表上的特权”。

在这一点上做几处术语方面的说明是必要的。我们在此定义的地点，不完全是塞托拿来与空间相对立的那个地点——如几何形象与运动的对立、未说出口的词语与说出的词语的对立，或是一览表与行程的对立——而是具有意义、被象征化了的人类学地点。当然，最好这个意义能够实现，地点能活跃起来，行程能付诸实践，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我们用空间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一运动。然而这并非我们的意图：我们在人类学地点的概念中，囊括了在其中完成的行程、发生的对话以及那些形塑了这一地点的言语。至于空间的概念，就其今天的用法而言（为了讨论太空征服，人们会用更功能性而非抒情性的术语；为了在关于旅游行业刻板的语言中最好地，或至少最不坏地指称那些尚未或难以命名的地点，人们使用“休闲空间”“娱乐空间”等说法，它更接近“会面地点”的含义），由于缺乏特征，它似乎能够有效地应用于地球上那些未被象征化的范围。

《非地点》，[法]马克·奥热著，牟思浩译，启真馆｜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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